执行难的三大痼疾：权力、监督与制度的博弈

一纸胜诉裁决在握，却只能在执行局门外无尽等待。王先生的遭遇揭示了中国司法执行体系的深层次困境。

“这是石飞来提供的流水，你自己找审计公司审计。”这是北漂王先生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张毅那里得到的最多回复。2021年，王先生被北京聚洲公司法人石飞来以“合法公寓使用权”为诱饵，骗走45万元积蓄。

仲裁裁决胜诉后，法院裁定石飞来退还房款并赔偿损失，执行程序却陷入僵局。截至2025年11月，历经400多天的等待，王先生除了手拿一张胜诉裁定书之外，而应退回的款项分文未见。

形式化执行与选择性作为

王先生的案件反映了当前司法执行体系中的尖锐问题——形式化执行成为常态。2025年3月，北京市二中院执行局对聚洲公司罚款10万元、对石飞来罚款5万元，却未进一步追回房款或查封其转移的资产。

执行法官张毅在面对催促时，总是以“石飞来提供的流水需要胜诉方审计其有无转移财产的证据”为由敷衍了事。然而，石飞来在执行期间公然转移公司近百万业务流水，执行局却未采取任何有效干预措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一执行局在不同案件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率。在2023年的一起案件中，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车辆后，“执行110”迅速出警扣押，5小时内即完成查封；2024年“迅雷”涉民生专项行动中，该局联合社区执结26件案件，兑现29.2万元案款。

这种反差揭示了执行局内部存在选择性执行的现象。对于某些案件，他们可以迅速行动；而对于像王先生这样的个体维权案件，则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

王先生案子执行难的本质，其实是执行局的渎职罪引发的司法腐败。北京市二中院虽有完善的执行制度，如财产查控合议前置、案款发还审批等，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制度却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执行局的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得法律文书成为 “法律白条”，这种“重程序、轻实效” 的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使得执行局的消极应付，客观上为违法者提供了庇护，这正是司法腐败的具体体现。

解决执行难问题，关键在于强化执行人员的责任意识，建立 “失职必追责” 的机制，让执法者真正敬畏法律。同时，应推动执行权独立运行，避免地方干预，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实现。

唯有如此，才能让胜诉当事人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维护司法的尊严与权威。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一方面石飞来和聚洲公司诈骗并非王先生这一套房屋，而是三十多套；另一方面是在中国法院执行难也绝非个案，因此，王先生的遭遇只是中国司法现状的一个切片。

在中国，我们从不怀疑执法者的能力与强悍作风，公安的刑讯逼供、法院的超标的查封和殴打律师，城管爆头殴打商贩，甚至社会组织穿上制服强拆时有发生，何况这种依法依规的强制执行就办不了呢！

因此，二中院执行局的张毅法官针对本案执行不是不能，也不是权力不够，而是他不愿意！

张毅为什么不愿意？

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张毅无能，不懂法，不适合法官这一神圣工作；一是王先生案子标的太小，卡不出油水，缺少执行的内在动力！还有一种可能是“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嘴软”，不敢对石飞来以拒执罪执行！

否则，在法治昌明的北京，张毅种种偏袒老赖石飞来的行经，况又该如何解释，又该怎样解释？

希望张大法官出来走几步解释解释。

执行领域的制度漏洞与权力寻租

执行难问题并非北京二中院所独有。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付知杰受贿案暴露了执行环节腐败的猖獗。付知杰利用执行进度“快与慢”的弹性空间进行权力寻租，因人情、金钱等原因加速或拖延案件执行。

在司法执行领域，常见的腐败风险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执行进度操控，法官可以擅自加速或拖延执行进程；二是执行顺序操纵，依据利益关系而非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执行先后；三是财产处理权滥用，在执行财产评估、拍卖等环节进行暗箱操作。

“一人包案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加剧了权力寻租风险。这种模式导致案件分流、财产查控、评估拍卖等关键环节监管不到位。

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付知杰经常利用职务便利，争取承办一些社会影响大、标的价值高的案件，借此“获利颇丰”。

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阻碍执行的重要因素。石飞来曾扬言“在大兴区有人”，而王先生报案时警方以“民事纠纷”为由不予刑事立案，暗示着可能存在地方保护网络。我国法院隶属于地方体制，经费由地方承担，这种体制导致司法执行难以摆脱地方干预。

从技术升级到责任重构的破解之道

要根治执行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是关键一环。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中央19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建立执行联动机制。

实践证明，当法院、检察、工商、公安、国土、银行等部门信息实现联网共享时，被执行人的财产将无处遁形。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同样是核心解决方案。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可有效减少地方干预。资阳市法院系统在执行领域以案促改后，首次执行案件平均执行周期缩短8天，执行领域信访案件数量下降36.4%。

加大对拒执罪的打击力度也十分关键。扬州市2024年度打击拒执犯罪典型案例显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进行刑事追责，能起到良好的警示作用。

提升执行透明度是解决执行难的最后一把钥匙。建立健全执行公开制度，让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清楚了解执行进度。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建立“三非”工作专项检查机制，有效减少了非正常时间地点会见案件关系人等违规行为。

技术手段正在赋予执行工作新的可能。扩大“执行悬赏”应用，发动社会力量查找财产，公开执行流程节点，允许申请人在线监督，这些措施正在逐步挤压“老赖”的生存空间。

在王先生维权的过程中，石飞来和北京二中院执行局呈现了两个面相：一个面相是石飞来作为“人”的最基本道德和良知已经丧失去泯灭；另一个面相是权力各捏把柄，只剩一团推诿和气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职业操守。

对于王先生而言，他仍然在等待正义的到来。而对于中国司法体系而言，让每一纸裁决不再是“法律白条”，成为真金白银的正义，是必须跨越的关卡。（李新德）

来源：阜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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