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王法明：“福建22万事件”本质折射社会善与恶的取向！

近日，福建莆田两名初中女生扶起跌倒老人，反被索赔22万元的事件，在舆论的持续发酵中以原告撤诉草草收场。官方虽通报已“妥善处理”，但知名网络大V聂圣哲最新披露所谓的私了不过是“女生家属赔偿老人13万元”而达成私了，“我愿意拿出13万元来替孩子承担这个责任，并且给两个女孩每人奖励一万元，来赞美她们的人性之美！”聂圣哲在视频说。

知名网路大聂圣哲录制的视频

知名大V聂圣哲的行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善意比司法更重要！因为善意可以温暖社会，司法只是规范社会，在一个温暖的社会，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

其实，关于“扶不扶”的话题在十年前震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已经开始，在我们这种讲究孝道、和谐、文明与友爱的社会里，这种“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幼稚问题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当善意不断被羞辱，被讹诈，被敲骨吸髓的时候，“扶不扶”就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反复点燃社会的愤怒。

为什么？

因为“福建22万事件”的本质是社会善与恶的取向问题！如果社会的善意不断地被羞辱，被讹诈，那么谁还会行善呢？如果没有人行善，那么社会就陷入人人自危，冰冷而残酷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相悖。

我们不能一面教育孩子为人善良，另一面让善良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从现场监控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两名女生出现之前，老人为躲避一辆白色轿车已出现身体倾斜，在试图用左脚支撑地面无果后不慎摔倒。而两名女生骑车出现，老人已经处于摔倒的状态中，并不是造成老人摔倒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非要追究老人摔倒的责任，那么白色的车辆和老人自身没有控制好从自行车引起的，这是有视频为证。

网络原视频

至于两个女孩未满16岁违规骑电动车，这是交规管辖的范围，而不是承担老人摔倒责任的原因，不能因为违规就要承担与之无关的责任，这是最浅显的法律常识。

在分析完责任之后，重点来了，两个女孩经过之后，看到摔倒的老人后下车搀扶老人，这完全出自懵懂的善意和没有责任的人性之光。也就是说，两位女孩秉持着最纯粹的善意，主动下车搀扶跌倒的老人的善举，是青少年身上最可贵的良知体现，理应得到褒奖。

但，诡异的是，莆田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却将这份善意扭曲成了“过错”。他们判定，两名未满16周岁的女生承担“次要责任”。正是这份荒唐的责任认定，给了老人家属底气，使其向法院提起诉讼。

现场视频截图

更重要的是：老人的实际医疗费仅2万余元，22万元的索赔金额，早已超出了合理范畴，更像是一场有恃无恐的讹诈。

这就是社会愤怒的根源所在——司法选择了“以怨报德”，掐灭了孩子们的善意之光，遏制了社会善意之举，误导了社会文明的价值取向。

这种结果，可能不是莆田交警部门所期望的，因为，办理此案的交警未必有这个眼光和职业素养。

因此，当记者试图联系莆田交警部门，询问责任认定的细节和依据时，得到的却是无人接听的电话和沉默的回应；莆田市委总值班电话的“向上汇报”，也在记者发稿前石沉大海。这种沉默，比错误的责任认定更伤人，更让人怀疑这场闹剧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可言说的猫腻。难道真如公众猜测的那样，处理该案的交警，并非不够专业——毕竟清晰的监控的视频、缓慢的车速，足以让任何一个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交警作出公正判定——而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诱惑，做出了违背良知和法律的裁决？

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毕竟，在这场事件中，司法的公正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根源，正是十年前彭宇案埋下的隐患。当年，彭宇因扶起跌倒的老人，被法院以“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扶她”的荒谬逻辑，判定承担赔偿责任。那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如同一把尖刀，刺穿了社会的善意底线，也摧毁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根基。从那以后，“扶老人”从一件举手之劳的善举，变成了一件需要权衡利弊、规避风险的“高危行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袖手旁观保平安”，成为许多人面对老人跌倒时的本能选择。

而莆田这起事件，本质上就是彭宇案的翻版，甚至更为恶劣。如果说彭宇案还存在“证据不足、难以判定”的模糊空间，那么莆田这起事件，有着清晰的监控视频作为铁证，有着明确的事实真相，却依然出现了“善举被讹、好人受冤”的结局。这背后，不仅仅是个别老人及其家属的道德问题，更是司法体系的缺位、执法环节的失范，甚至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共同酿成的恶果。

这场事件，暴露出的三个尖锐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其一，无接触事故的认定模糊性：这让“没撞也能讹”成为可能，监控技术未能真正消除好人的自证困境。十年前，彭宇案的争议点在于“是否有碰撞”，而如今，莆田案则将争议升级为“没碰撞也能追责”。交警部门以“女生的转弯行为对事故发展有一定影响”为由，判定其承担次责，这种“无限扩大因果关系”的认定方式，无疑是在变相鼓励讹诈。监控技术的普及，本应成为还原真相、保护好人的有力武器，但在不合理的认定标准面前，监控所呈现的铁证，却被轻易忽视或曲解。当好人需要反复举证“自己没有撞人”“自己的行为与老人摔倒无关”，而讹诈者只需一句“是因为你我才摔倒的”就能获得索赔的可能时，自证清白的困境，只会让更多人选择放弃行善。

其二，道德风险与法律成本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好人高风险，坏人低成本”的扭曲机制。在这起事件中，两名女生及其家属，不仅要面对巨额的索赔压力，还要承受事实上的争议和误解，孩子的心理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份善意，换来的是无尽的麻烦和身心的伤害。而反观讹诈的老人及其家属，即便最终撤诉，也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无需为自己的诬告行为付出任何代价；即便真如传言所说，双方私了赔偿了13万，老人家属也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非“是否违法”的问题。这种“诬告零成本、行善高风险”的现状，无疑是在反向激励讹诈行为：只要敢开口索赔，就有可能获得利益；即便索赔失败，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长此以往，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这种讹诈行为，而越来越多的好人，会在一次次的伤害中，逐渐收起自己的善意。

其三，和解制度的副作用：这让保密协议掩盖了真相，舆论倒逼的撤诉，未能建立起长效的法律示范。这起事件之所以能以撤诉收场，并非因为司法机关纠正了错误的责任认定，也并非因为老人家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媒体的曝光、舆论的压力，让事情无法再按照“讹诈成功”的剧本发展下去。而所谓的“私了”和保密协议，更是将真相彻底掩盖——两名女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赔偿了多少？交警的责任认定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都被一句“妥善处理”一笔带过。这种“舆论倒逼下的妥协”，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让更多类似的讹诈行为，选择在“私下和解”中完成，让更多的好人默默承受冤屈。没有明确的法律惩戒，没有公开的真相披露，就无法形成“讹诈必被惩、好人必被护”的社会共识，类似的事件，依然会反复上演。

有人说，这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因为一个老人的讹诈，就否定所有老人，更不能因此否定行善的意义。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个别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却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

每一次“行善被讹”的事件，都是对社会信任的一次摧毁；每一次司法机关的沉默或失范，都是对善意底线的一次践踏。社科院的调查显示，18-35岁群体的见义勇为意愿，已经下降至3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面对他人需要帮助时，选择了退缩。而这种退缩的背后，正是对“行善有风险”的恐惧，是对司法公正未能有效保护好人的失望。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摔倒的老人和家属，但最核心的却是交警的认定和司法的判决。可以这么说，人都是自私的，摔倒的老人和家属索要赔偿是人的自私范畴，但是作为交警部门的认定“次要责任”是摔倒的老人和家属能够索要以及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

因此，这件事的发生，不能完全怪老人和家属的失德，更重要的是司法鉴定和司法判决的荒谬性。

当交警部门能够无视清晰的监控证据，做出不合理的责任认定；当讹诈者能够凭借一份荒唐的责任认定，堂而皇之地索要巨额赔偿；当公众的质疑和媒体的追问，能够被轻易忽视和沉默回应时，我们不得不怀疑，在这背后，是否存在着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司法腐败行为。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一旦司法人员沦为利益的奴隶，那么，不仅是“扶老人”会成为高危行为，整个社会公平正义，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十年前，彭宇案让我们认识到，“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的荒谬逻辑，会摧毁社会的善意；十年后，莆田案则让我们明白，即便有监控铁证，即便真相清晰，若司法失范、腐败存在，善意依然会被践踏，信任依然会被摧毁。

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如何不让彭宇案的悲剧反复上演？

首先，必须厘清司法边界，严惩司法腐败，让法律成为保护善意的“坚盾”：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提出的“诬告反坐”机制，值得我们深思和推行。所谓“诬告反坐”，就是让诬告者承担与被诬告者所面临的损失相当的责任——如果老人家属索要22万元的赔偿，那么一旦查实属于诬告，就应判决其向两名女生赔偿22万元；若诬告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或对被诬告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以牙还牙”的惩戒方式，才能打破“好人高风险、坏人低成本”的扭曲机制，才能让讹诈者望而却步。

同时，必须加强对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监管，严厉打击司法腐败行为，对于那些无视证据、违背良知、滥用权力的执法者和司法者，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让司法公正真正落地生根。

其次，必须完善相关立法，明确无接触事故的认定标准，消除好人的自证困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好人法”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增设诬告追责的具体细则，明确无接触事故的医学鉴定标准和责任认定标准，杜绝“无限扩大因果关系”的荒谬认定。对于老人跌倒等类似事件，应明确规定“讹诈者需承担举证责任”——老人及其家属若声称自己的摔倒与他人有关，就必须提供确凿的证据，否则，就应承担诬告的责任；而善意助人者，无需反复自证清白，法律应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应推广深圳“扶老人纠纷专项调解”的经验，建立快速取证、快速调解的通道，让好人能够及时得到法律的保护，让讹诈者能够及时受到法律的惩戒。

再次，必须加强社会治理，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氛围，重建社会信任：一方面，应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谴责讹诈行为，弘扬善意助人的美德；另一方面，可推广上海“扶老人险”等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好人行善的风险，让好人在助人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媒体应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既要曝光“行善被讹”的事件，揭露背后的真相和问题，也要宣传那些善意助人、见义勇为的典型，传递社会正能量。而相关部门，更应主动回应公众关切，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事件，要及时公开真相、明确态度，不能以“沉默”应对质疑，不能以“私下和解”掩盖问题——只有公开、透明、公正的处理方式，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重建社会的善意底线。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道德与法律，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石，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没有道德的引导，法律就会失去温度；没有法律的约束，道德就会失去底线。彭宇案十余年后，莆田案的再现，揭示的不仅仅是个别公民的道德沦丧，更是司法体系的缺位和社会治理的不足。当法律不能清晰地区分“责任”与“雷锋”，不能有效保护善意、惩戒讹诈时，社会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既有每年类似纠纷所消耗的大量司法资源，更有社会信任的崩塌、善意的流失。

莆田这起事件，虽然以撤诉收场，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我们不能再让“彭宇案”的悲剧反复上演，不能再让好人在行善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再让社会的善意被一次次地践踏和摧毁。相关部门必须正视问题、拿出行动，严惩司法腐败、完善相关立法、加强社会治理，让法律成为保护善意的“坚盾”，让诬告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好人能够安心行善。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打破“扶老人怕被讹”的魔咒，才能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善意；唯有如此，当路边再有老人跌倒时，人们才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不是冷漠地袖手旁观；唯有如此，十年前彭宇案的悲剧，才不会再一次重演，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温暖、善良、公正、有序的社会。

扶老人，从来都不该是一道选择题，而应该是一道无需犹豫的道德题。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需要法律的保障，需要司法的公正，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坚守，更需要相关部门的担当。

作者，王法明，知名媒体人，新闻时评人，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讲堂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王嘉兴